【战略研究】曾华锋、石海明：陆权演进与大国兴衰

从历史上看，陆权的意义和谋取方式与技术的发展进程密切关联。

对于农业时代来说，陆权不仅意味着控制基本的生存空间，而且意味着财富的源泉，因为土地是那个时代几乎唯一的重要生产资料。同时，陆权也意味着众多的人口——这不仅是农业的产物，也是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必要条件。例如，古代中国的秦朝，这个世界历史上典型的陆权国家，它的许多经验体现了陆权国家的重要特征。

人们常把战国时代秦国的强盛归因于商鞅的变法，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部分。变法在内政管理上提高了效能，固然利于国家富强，但并未改变秦国的地缘环境。在后一方面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是司马错。他在商鞅变法50年后提出进军巴蜀拓展疆域的战略，秦惠王纳之，举兵而取之。“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1]司马错取蜀，实际上奠定了秦国陆权的基础，使秦国在地域、人口等方面都具有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变革，其一是统一度量衡，其二便是统一车轨距。后者便反映了陆权的重要技术基础，那便是车辆和交通。这个史实表明了古代帝王对于陆权的敏锐直觉，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车辆都是最主要的陆战工具和交通工具，是陆权的一个技术象征。

谋取陆权的另一个技术方式是城堡。在中国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年的历史上，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长城的修建，以次作为他们维护陆权的主要技术手段，因为长城不过是要塞城堡的扩张。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这一措施是极为有效的，很好地维护了中原统治者的陆权，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将北方的游牧民族拒之于腹心之外。

尽管罗马帝国与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它维护陆权的方式与东方极其相似。道路的修建是罗马帝国最宏伟的工程之一。罗马帝国的主要行省分布在地中海周围，但是它的主要交通手段不是通过海洋，而是通过道路。四通八达的道路把罗马本土同它的各行省联系起来，帝国可以凭借这些道路集中各地的财富和资源，以及迅速地调集军队镇压各地的叛乱，抵抗蛮族的入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防御高卢人、歌特人以及后来的匈奴和日耳曼人的入侵，农业化的罗马人也沿着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修建了类似中国长城的防御建筑。这种极端的相似性表明，在农业社会，陆权有共同的技术技术。

与农业社会的陆权并存的另一种陆权存在于草原游牧社会，其位置在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大草原地带，大致同英国地理学家H.J.麦金德主张的“心脏地带”相一致，既西起乌克兰，东至兴安岭，北起西伯利亚沼泽地，南至高加索——兴都库什——天山——阿尔泰山——阴山一线的辽阔地带。这里地势平缓，水草茂盛，地域辽阔，是历史上游牧社会的天堂。

由于这个广大的“心脏地带”相对老说十分开阔和平坦，内部少有地理障碍，而其周边又都是对于古代的技术水准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山脉、沼泽和沙漠，因而在这里任何一个掌握了合适的交通手段的力量都很容易铸成霸权。事实上，在草原历史上不存在霸权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因为在那里早已出现了大草原谋取陆权的技术手段，那就是马鞍和弓箭。

马鞍和弓箭的结合体就是游牧民族的骑兵，这是一个在历史上辉煌了近三千年之久的兵种，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草原骑兵的真正优势不仅在于其运动的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其持续力。农业社会的车兵或步兵无论其战斗力如何，都需要大量的、持续的后方补给。然而草原上的骑兵在理论上是不需要后方补给的，因为无论是人员还是牲畜都可以就地取给——草原为牲畜提供了食料，为人员提供了羊肉和奶酪。这样，只要有富饶的草场，游牧部落就可以随时战斗。事实上，游牧民族的几乎所有战争，都和草场有关——或是争夺草场，或是草场枯竭后劫掠农业社会。

从上古时代的斯基泰人（Skythai）到中古时代的匈奴人、突厥人，再到近代的的蒙古人、女真人，他们纵横驰骋于欧亚草原，生息繁衍在心脏地带，时刻窥视着草原边缘富庶的农业社会（中国内地和西欧），在那些大城堡力量薄弱的时候大肆劫掠财富和人口，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给予致命一击，成为城堡的主人。从上古到近代，游牧民族留给农业社会的，就是这样一部劫掠史和征服史。

值得注意的是，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冲突在多数的时间和事件中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进攻，而反向的冲突不仅次数很少，而且全部表现为自卫性的反击。农业社会拥有相对发达的生产力、丰富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但在与游牧社会的对垒中一直处于被动和守势，数千年为护卫国土而疲于奔命，甚至不得不耗费巨额财富修筑长城，且历代不止，其本质性的原因不是许多人主张的所谓“文化差异”（实际上任何文化差异都是物质生活条件和形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而是技术差异，这个差异是前面提到的马鞍和弓箭造成的。马鞍和弓箭事实上造就了游牧社会在制陆权方面相对于农业社会的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

游牧社会研究大师、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写道：“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了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2]

可以说，游牧社会的征服史，是拥有落后生产方式的民族凭借先进的技术战胜先进生产方式民族的一个十分独特的例证，而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竟然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实在令人惊奇和发人深思。

可见，关于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增强国力并进而导致霸权的逻辑是过于简单化了。农业社会比游牧社会更文明，也更懦弱。有人把文明与堕落联系在一起，也许就是从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中悟出的。

这样，那些匈奴单于、突厥可汗、蒙古汗王，从阿提拉到成吉思汗，凭借优越的技术，由独处一隅到局部强权，直到征服几个整个大陆，建立起空前绝后的世界帝国。游牧民族的霸权，直到近代火器的出现才开始衰落。当然，骑兵的衰落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骑兵还在使用，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的坦克将波兰的百万战骑赶进坟场，骑兵才算寿终正寝。

不管怎样，游牧帝国与农业帝国几千年的关系史，就由马鞍、弓箭、城墙这些今天看来极简单、但事实上极其关键的技术决定了。

铁路及陆权的复兴

中世纪结束后，陆权的皇冠被海权夺走，而陆权的再次辉煌是在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半个世纪，铁路开始出现，但最初使用铁路的是畜力车。1825年，斯蒂芬孙（1781-1848）试验成功第一台商用蒸汽机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在英国建成，铁路时代开始。英国有限的地域无法展现铁路对于陆权的作用，因而铁路在英国仅仅是一种便宜而高效的交通工具，它对于英国的政治乃至英国的国际地位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虽然铁路提高了英国的生产力并随之提高了英国的国力。

铁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是在被移植到大陆上以后。

新大陆的美国是最先将铁路这种技术用于陆权开拓的。19世纪是美国历史上扩张最迅速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和铁路的发展时期相吻合，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19世纪初，美国的力量仅达于密西西比河，而其后的每一步向西部扩张，都伴随着铁路的兴建，因为大陆如此广袤，白人人口又如此之少，没有铁路就无以投送力量来实施统治。

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是铁路第一次被用于军事运输，同时铁路也成为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那时叛乱的南部联邦在运输工具上所依靠者为两条平行的铁路：孟斐斯（Memphis）——查塔努加（Chattanooga）——里士满（Richmond）——亚特兰大（Atlanta）,而查塔努加——亚特兰大的铁路将上述两条平行铁路联接了起来。显然，控制了查塔努加——亚特兰大铁路就等于切断了南部邦联在其境内南北两个战略区的联系，从而将叛军消灭。这一点由格兰特将军在1863年办到了，因而促成了北方的最后胜利。[3]

1869年从纽约到旧金山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最后建成，标志着美国制陆权的基础最终完成。此后不久，印第安人的最后反抗平息，美国政府完成了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并在1880年左右成为实际上的世界第一强国。

19世纪普鲁士著名的经济学大师F.李斯特（1789-1846）在铁路尚未在普鲁士发展起来的时候就天才地预见到了铁路将彻底改变德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日耳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地区的一个堡垒，动员的速度，部队从国内中心运往周界上的速度，以及铁路运输的其他显著‘内线’利益，足以使日耳曼比之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4]

1835年普鲁士开始兴建铁路，到1869-1870年的普法战争，它已经能够使用铁路来运送刚刚动员起来的几十万大军。这使得普鲁士得以发挥其在人口和工业方面的优势，并迅速地赢得战争。对此，富勒将军写道：“虽然‘全民皆兵’的观念起源于吉贝尔特（18世纪法国政治家），发扬光大于克劳塞维茨，可是一直等到铁路修筑完成之后，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性。”[5]普法战争奠定了普鲁士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也奠定了德国统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基础。中欧平原的铁路把分裂数百年的德意志诸邦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实质上统一起来。奥匈帝国只是借助多瑙河把东欧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西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维系在一起，而威廉一世的德国则借助于铁路不仅统一了北德意志诸邦，而且借助于通往近东的铁路，把实力扩展到土耳其和中东——传统上，那里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甚至海权王国英国也在其大陆殖民地兴修铁路以巩固其陆权。例如，它在南非兴建的铁路就使英国人在与布尔人的战争中受益匪浅。

铁路在欧亚大陆腹地、游牧民族的发祥地，造就了一个真正的现代陆上帝国——俄国。这个国家虽然在19世纪初成为抵抗拿破仑的中流砥柱，其后还一度成为“欧洲宪兵”，但是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暂时丧失了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虽然当时的俄国早已把领土扩张到远东，但是新近鲸吞的广袤土地并没有对沙俄的实力构成强有力的支撑。

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在1891年开始，从乌拉尔山脚下的车里雅宾斯克和远东的军港海参威相向对建，到1904年前后，除被贝加尔湖隔开的一段外，已基本贯通。这样，沙俄遂进一步从中国清王朝获得了中东路的修筑权，其南满“支线”从沈阳一直延伸到大连，形成独霸中国东北之势。而在整个西伯利亚，俄国则早已借助铁路获得了完全的制陆权。这样到19世纪末，俄国不仅重新成为欧洲地缘政治的问鼎者，而且在成吉思汉以后又一次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这一次，是借助于工业化的制陆技术——铁路。不仅如此，俄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陆权势力扩展到远东的欧洲国家。这样，俄国就在远东同日益强盛的日本发生了冲突，因为它们都企图完全地控制中国东北，冲突的具体表现就是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从军事战略上看，实际上就是以海权和陆权为核心进行的战争。陆权表现为从西伯利亚铁路到中东路再到南满铁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运输线的控制，而海权就以旅顺口为代表。战争进程也是两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战前，俄国拥有战区的完全的制陆权和部分制海权，而日本只有部分制海权。战争开始后，日本首先封锁了旅顺口，将俄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限制在港内，而日本的陆军则在辽东半岛登陆以及通过朝鲜进入中国东北，进逼旅顺。辽阳会战阻遏了俄军向旅顺口的解围企图。经过半年多的围攻，日军终于拿下了旅顺口。

从战争史的常规来讲，旅顺口的陷落不应成为日俄战争的转折点，因为实际上旅顺口之后双方应该只是达成均势，即日本的海权和俄国的陆权的均势。从那时时，日本和俄国应该都可以不受对方阻碍地调集陆上力量了。旅顺口陷落之后，俄国不仅有向远东开进中的波罗的海舰队，还有强大的陆上潜力，而日本的力量尤其是国家的财力实际上已经是走向衰竭，尽管它的舰队还基本是完好无损。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临战时刻升起“Z”字旗，说“皇家兴亡在此一举”，实在是道出了心声。对马海战表明波罗的海舰队的战斗力实在不能同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而作为陆上强国，俄国即便输掉对马也不应必然输掉战争。但是问题在于，俄国陆权的技术基础出了毛病。具体而言，西伯利亚铁路在贝加尔湖一段没有联接上，这才是俄国失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对马海战之前的奉天（沈阳）会战实际上是俄国反败为胜的关键一仗。

然而，这一决定性的陆上战役俄国竟然以30万人对日本的25万乘胜之师，与俄军一贯采取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陆战法则相背，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它的被贝加尔湖切断的铁路线无法及时将兵力送达前线集中。这样，命运的天平不可逆转地摆向日本一边，因为日本现在可以自由地向战区投送力量，而俄国则不能。这就是日俄战争的关键所在。应该指出的是，在日俄战争的诸会战中，如果俄军打赢了其中的任何一次，它都会将日军置于死地。然而，十分地不幸，一次也没有赢。原因就在于，铁路这个陆权的技术基础从一开始就没有发挥作用。[6]

俄国在以后的战争中没有犯类似的错误。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贝加尔湖的断点于1916年被联接上，俄国从此有了完整的陆权。这样，十月革命后，当高尔察克于1919年发动西伯利亚叛乱，日本于1920年进犯西伯利亚的时候，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调集力量粉碎这些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能够守卫住莫斯科，在运输工具上靠的还是西伯利亚铁路，因为远东地区的几十万生力军能够经由这条大陆的动脉万里西调，对莫斯科会战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对苏联来说，守卫住了莫斯科，不仅仅是一个心理上的胜利。莫斯科实质意义在于，它是全苏联的铁路交通枢纽，守卫住了它，就维持住了苏联陆路交通系统的完整性，也就维护了陆权的完整性，苏联军队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战略机动，调动其军事、经济和政治潜力抵抗和击败德国；相反地，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制造了数个“贝加尔湖断点”，则战争的结局就可能完全不同了。1812年拿破仑战争时，俄国因失去了莫斯科而奠定了胜局，因为莫斯科消耗了法国的实力；但是若俄国在1941年失去了莫斯科，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都可能要改写了，因为铁路已经使陆权的意义完全不同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才看到了一个现代的陆权国家已经从以前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地方诞生了。它的技术基础实际上在差不多30年前就已经奠定了，而多数的人们（少数地缘战略家除外）却长期忽略它的存在。等人们终于意识到它的力量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主导了世界的一极近半个世纪。如果预见到铁路竟能造就美国、德国、俄国等如此众多的强大的陆权国家而将自己排挤到次要的位置，作为19世纪海上霸主的英国是决不会让这个“恶魔”飞出潘多拉盒子的。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

[2][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

[3]（英）J.F.富勒著：《战争指导》，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

[4]（英）J.F.富勒著：《战争指导》，绽旭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5]（英）J.F.富勒著：《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钮先钟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第135页。

[6]以第二、第三太平洋分舰队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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